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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缸文化里的《三国》英雄

2014/4/20 16:37:33 网络转载 点击: 560次
三国演义剧照。
三国演义剧照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三国演义》把正史变成了小说,把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读懂的高文典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通俗话本,它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你是否认不了的。这种影响从积极的方面看是一面镜子,从中你可以看出中国历史是怎样造成的。书中虽也夹杂了一些诸如关公显圣、诸葛禳星、借东风之类荒诞的描写,但从整体上看它展示了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将历史进程中最黑暗、虚伪的一面撕破给我们看。比如它写曹丕想篡汉自立,就唆使华歆等人威逼汉献帝起草“退位诏”,献帝害怕性命不保,就只得在“受禅坛”上交出皇权。禅让仪式一结束,曹丕就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朕知之矣!”你看这轻轻的一笔,就把儒生集团几千年来建构起来的神话消解得一干二净。但从消极的方面看,这又是一本坏书,一本少儿不宜、成人也不宜的坏教科书。它教给人的不是善良、同情、友爱等普世的价值关怀,而是阴险、毒辣、狡诈等恐龙时代的生存法则。它所宣扬的忠义实际上是依附,它所标榜的智慧实际上是权谋,它所讴歌的兄弟情义实际上是小集团内部的攻守同盟,类似于黑社会的利益死党。它是中国人心扭曲、道德败坏的巨大推手。因而民间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的谚语。

  在三国的世界里,人们不问是非,只问成败。成功了就是英雄,失败了就是懦夫,不存在“失败的英雄”一说。怎样才能成功呢?谁的脸最厚,心最黑,谁就能成功。可惜这种成功只是动物学意义上的。它并不能给当下和后世增加任何文明的因子。杀伐掳掠的时候,当然要把天下苍生、仁义道德挂在嘴上,但都是用来遮丑或当幌子用的。英雄们念兹在兹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消灭对手。消灭之后将对方的人口、土地纳入自己帐下,女人揽入自己怀中。

  曹操率军攻打宛城,守将张绣见曹军势大,就率众归降。曹操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张绣的婶娘邹氏取来共枕。曹丕随父攻破冀州,提剑进入袁绍府,见二妇相拥而哭。问之,知是袁绍的妻子和二儿媳,就拖袁熙之妻甄氏前来,以衫袖拭去脸上的污垢,见其有倾国之色,遂按剑坐于堂上,当场纳为己妻。刘备也一样。他赶走刘璋,占领益州后,法正奏曰,刘璋的哥哥刘瑁早死了,但留下一个寡妇长得十分漂亮,大王何不纳为王妃?刘备开始还装模作样,说,刘瑁是我同宗兄弟,我怎么能乱来?但他手下人说,人家秦穆公的女儿怀赢先嫁给晋怀公,后来又嫁给晋怀公的伯父都可以,你娶个兄弟媳妇算啥呢?刘备一听,就笑吟吟地接受了。

  而这正是狮子老虎惯常的做法。雄狮或雄虎要想称王,都是等体力增长到一定程度时,突然攻入对方群中,咬死当家的雄性和来不及逃走的幼崽,然后把先主留下的姬妾宠妃一并笑纳。唯一与人不同的是,狮子老虎咬死对手,占了它的地盘和女人,不会再讲仁义,而英雄们会。刘备攻下西川,占领益州,逼得同宗兄弟刘璋纳土归降。这事即使搁三国时代也不大光彩。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曹操是贼,你才是“正统”吗?现在我们姑且认为你没有冒充高干子弟,确实是汉室帝胄,但你姓刘,刘璋、刘表不也姓刘吗?他们也是“贼”吗?刘备大概也觉得此事做得不地道,因而看见刘璋捧着官印文书出城来了,就赶紧上前拉住他的手,痛哭流涕地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

  二

  在这种兽化的游戏规则里,霸主枭雄们都不论制度优劣,只比权术高低;都不叹仁义坠地,只恨兵少将微;全不念豺狼当道,黎民倒悬,只恨自己不能杀更多的人,占更多的地。简言之,在这种价值体系里,救人的不是英雄,杀人的倒成了英雄;教人活的不是英雄,教人死的反倒成了英雄。刘备入川本来说好是为打张鲁的,一应军资粮草也全由刘璋供给,后来刘备以供应不足为借口,反攻倒算,窃取了西川,这事的是非曲直虽三岁小儿亦可明了,但经此一役,抢人的刘备成了三分天下的英主,救人的刘璋却成了暗弱无能的庸才。

  刘璋救过人吗?当然。这一点即使在酱缸一样的《三国演义》里,也至少留下了两处令人动容的记录:

  第一次是刘备大军攻陷雒城,从事郑度向刘璋献计说:“今刘备虽攻城夺地,然兵不甚多,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尽皆烧除,深沟高垒,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虚击之,备可擒也。”但刘璋回答说:“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郑的意思是,刘备大军劳师袭远,粮草不多,吃的是山里的野谷和百姓仓库里的粮食。如果我们将百姓集体移民到涪水以西,然后实行坚壁清野,刘备没有吃的用的,自然不战而退。如果从“成功”的角度上看,郑度此计当然极为高妙,连孔明听后也大吃一惊,说:“若用此言,吾势危矣!”但刘璋的选择却出人意料:他宁愿让军队正面迎敌,也不愿让百姓拖家带口地搬迁。他认为军队的责任就是抵御外敌,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现在军队不能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就罢了,反而让百姓放弃家园,烧毁财产,来保护它的安全,这算什么道理!

  第二次是刘备命马超率部攻成都,兵至城下对刘璋喊话让他归降。刘璋虽然气得昏倒在地,但醒来后还是对众人说:“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说:“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回答说:“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众人闻之,皆堕泪。

  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刘璋能不能算一个?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虽然从整体上是反民主的,但还是有一些片段的言语流露出了可贵的民本思想。比如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在孟子的价值序列里,人民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国家(社稷),最后才是政府首脑(君王)。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和政府既然是人民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设立的,那么,国家就应当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全而存在,而不是相反。如果一个国家非但不能保护人民的幸福安全,它的存在反而有害于人民的幸福安全时,当然应该弃国家而存人民。当时的益州有土地,有人民,有独立的军队,可以视为一个主权国家。问题是这个国家现在面临强大的外敌,它根本无力保护它的人民,那么根据“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原则,当然应该选择“亡国”。

  国家和政府又是什么关系呢?国家在上,政府在下。国家是永久性的主权象征,政府是临时性的制度安排。政府是给国家打工的。当一个国家面临数倍于自己的强敌,政府又不能组织有效力量抵御时,政府首脑(君王)为免遭“亡国灭种”之危险率领文武百官(内阁)投降,有何不好?难道非要拼个精光,引起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的人间惨剧才算英雄吗?只不过历来的统治者都是鼓励“为国捐躯”的,因而我们的教科书都为这类名为“为国”实则“为君”的英雄充满,“为民”的刘璋反倒成了一个异数。

  关羽死后,刘备倾全国之兵七十五万,为二弟报仇。赵云首先站出来反对。刘备怒曰:“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赵云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回答:“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也就是在刘备看来,国家和政府不是为民,而是为君设立的。全国人民理应爱吾所爱,恨吾所恨。我的二弟就是全国人民的二弟,我的杀弟之仇就是全国人民的杀弟之仇。如果一个人贵为天子,连杀弟之仇都不能报,那么,国家再强大(拥兵七十五万),幅员再辽阔(万里江山),又有何用?

  你看他与刘璋比,一个为了救满城百姓,宁愿舍弃江山,到公安县当个下岗职工,靠领一份退休金过活;一个为了一己私仇,不惜将全国的百姓都绑到他的战车上,最后全军覆没;你说谁是真英雄,谁是假仁义?因而,每当我在电视上看见七十余万蜀军在彝陵,被烧死、射死、刺死、滚木擂石砸死、江中淹死、自刎而死,就忍不住想:刘备打仗还可以说是为了兄弟情义,因为他们当初毕竟有过“同年同月同日死”的盟约,可这些士兵以及为战争输出儿子和粮食的父母是为了什么?他们见过关公吗?

  三

  从恤军惜民的角度上讲,刘备甚至还比不上他“扶不起的阿斗”。阿斗虽然在青春期就登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不免有些贪玩,但在处理国事方面,一直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他对劳民伤财、徒耗国力的北伐早有意见,只是慑于诸葛亮的威严,不敢公开叫板而已。诸葛亮平定南方,将要开始北伐的时候,刘禅就婉劝道:“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但诸葛亮不听,更不顾朝中大臣的反对,屡启兵衅,积年无功。一直到建兴十二年,那时曹丕已经死了,诸葛亮又要六出祁山,北伐曹魏,刘禅终于忍不住问他:“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话说得很客气,实际意思是:你就别再瞎折腾了!天下三分的形势已经形成,吴、魏又不曾入侵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打人家?有人说这是以攻为守,有人说这是为转移国内矛盾,而无论哪一种目的,实际结果都只能是饮鸩止渴。因为按照他在隆中为刘备所做的策划:“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也就是北伐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跨有荆、益”;二是“天下有变”。两者缺一,则势难成功。因为只有“跨有荆、益”才能两路夹攻,只有“天下有变”才好东西出击。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两路夹攻变成了单线出击,由汉中越秦岭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所带粮草辎重有限。司马懿只要守住从陈仓到洛阳的重要隘口,任凭叫骂,坚守不出,不足月余,蜀军必退。以诸葛之聪明不会不知道此中奥秘,但为什么知道了还要瞎折腾呢?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自负。

  现实主义是根据形势变化相机而动,道德理想主义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像我们常说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三国时的政治家是不是都有理想,理想是不是都要建立在不可能实现的基础上,这都可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诸葛亮是有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他在《出师表》里写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有理想当然不是坏事,但也要看在历史给定的条件内能不能实现。比如,我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的理想曾经是当一个粮站主任。小时候家里穷,经常拿不起干粮,学校食堂的饭仅仅能维持半天不饿,每到下午、晚自习就饿得头晕。班上有个女同学,父亲在乡粮站当主任,人家不仅在家吃得好,而且经常在书包里装着馒头,并故意露出雪白的一角。偷人的勇气是没有的,但从此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当个粮站主任。初中毕业后,家里让报考中专学校,我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陕西粮食学校”。后来因为分数不够,没有考上。但这也不要紧。因为我与诸葛亮的区别在于:我的理想是由我选择并由我负责。即使实现不了,比如没考上,也仅仅给家里人带来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并不会触及更多的人。而诸葛亮就不同了。他的理想他一个人实现不了,必须在后面跟上几十万士兵,士兵后面再跟上几十万打粮食的百姓才行。不信,你让他一个人拿上鹅毛扇,站到洛阳城下,大喊“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试试?因而这种理想的正当性仅仅在于:这些士兵是愿意跟他的,这些百姓也是愿意给他纳粮的;否则就成了他制定理想,别人替他的理想买单。实现了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可以名垂青史,做万世师表;而跟在他后面的士兵,以及在家里种地的父母则连名字也没有人知道。这还不算最坏的,最坏的是实现不了。也就是由于指挥失误或时运不佳,北伐失败,诸葛亮仍然做他的汉丞相、益州牧,可死了的士兵就再也活不过来,浪费了的粮食也再不可能还回来。

  教训是:一个人有理想当然好,但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理想当成别人的理想。即使你认为你的理想是七宝楼台,也不要强加于人。因为你的天堂有可能是别人的地狱。哈耶克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并把这种理想实现的征途称之为“通往奴役之路”。

  实际上蜀国最后就亡在这种“致命的自负”上。为什么素有天府之称,又有重险把守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先灭亡的?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仅仅用了两个月。史学家们总结了好多原因。比如:刘禅昏聩,黄皓弄权,陈祇乱政,谯周误国,其实都靠不住。说刘禅昏聩,主要依据的是那个“乐不思蜀”的故事。《三国志》里的刘禅在分割行政权与军事权,待机出击魏国的战略决策方面都很有一套。即使那个“乐不思蜀”的故事,也很难说他“无情无义”。你想当时他虽被封为安乐公,实际上只是一个俘虏。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也是在试探他的归心。他敢说他“思蜀”吗?南唐后主李煜不就是被俘到汴京,还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词,被毒死的吗?至于宦官弄权,小人干政,哪个朝代没有?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弄得民困财尽,国力空虚。在曹魏进攻前,蜀国已被自己的穷兵黩武折腾成了空架子,只需外力轻轻一推,这个纸糊的帝国就倒地不起。

  据蜀投降后向邓艾呈上的户籍簿显示: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也就是每九个老百姓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人家就要供养一个官吏。这负担不知比刘璋时期沉重了多少倍?因而当后主投降,邓艾进城受降时,成都的百姓竟然“皆具香花迎接”。实际上就在蜀汉灭亡的前几年,吴国诛杀了权臣孙綝,驰书报入成都,刘禅遣使祝贺,吴亦派使者薛珝回访。薛珝自成都归,吴主孙休就问他:蜀中近来有何动作?薛珝回答说:“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一个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竟然弄得“民有菜色”,这样的国家想不亡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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